这名男子就是重庆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罗世文。
△罗世文
“虽然这封信的内容我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但每当我看到这页俄文书的扉页，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罗世文烈士写下这封书信时的情景，内心充满了感动。”7月24日，在歌乐山“高扬旗帜济苍生——罗世文、车耀先事迹展”现场，指着橱窗内的俄文书扉页，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谢兰对记者说。
留下一万元作为最后的党费
“之所以给党组织留下遗信，主要还是因为在此之前，罗世文就凭借在长期地下斗争中形成的政治敏锐度，意识到蒋介石要对自己下手。”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告诉记者。
出生于四川威远的罗世文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积极投身革命工作。1937年，罗世文自延安来到重庆，领导重庆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负责统战工作。
1940年3月14日，由军统特务头目康泽等人策划的成都“抢米事件”爆发，导致整个四川省的革命活动陷入低潮。作为当时四川地区的革命领导人，罗世文也于3月18日被捕，辗转关押于重庆望龙门、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等监狱。
“从1940年3月被捕，到1946年被秘密杀害。在此期间，罗世文虽时刻盼望着出狱，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从未放弃自己的立场。”王浩说，在监狱里，他不仅秘密给同监房的同志们讲述国际国内形势，还曾在监狱创办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鼓舞难友的斗志，坚定难友的信心。在息烽监狱之时，他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同志一起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以团结和领导革命同志开展斗争。
罗世文手书
在这封遗信中，罗世文也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妥善安排。信中所说的老宋指的就是“小萝卜头”的父亲宋绮云，而其中所写的一万元则是罗世文多年的积蓄，也是他最后一次上缴的党费。整封遗信虽只有寥寥数语，但展现出一位革命者的人生态度和革命信念。
立足本职工作，传承烈士精神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曾多次前往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歌乐山松林坡遗址群等地，详细了解罗世文等革命英烈的相关事迹，我还有幸见过《罗世文传》的作者之一郭久麟，听他分享了不少罗世文烈士的事迹。”谢兰说，在这些事迹中，最让她感动的就是罗世文烈士在临刑前道出的遗憾。
“郭久麟在撰写《罗世文传》时，曾经采访过罗世文的妻子王南墅。王南墅曾告诉郭久麟，罗世文是一名孝子，但由于革命工作相当繁忙，他很少回家看望母亲。由于长期见不到儿子，他母亲就经常对着门口的大路叫‘自元(罗世文小名)，你还不回来呀’，哭了又叫，叫了又哭。”
即便如此，罗世文依然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甚至在写下遗信时，也把自己辛苦攒下的一万元捐出。唯有当临刑之前，特务问他有什么遗憾时，他才说自己唯一的遗憾，是未能给母亲买一副棺材。
“无钱为母亲买棺材，奉资万元做党费。当了解了这段事迹后，我再度重读这封遗信，更加深了我对罗世文烈士的敬意。”谢兰说，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她除了会利用工作的机会，给身边的群众讲述罗世文等革命先烈的事迹，还将传承烈士的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立足本职工作，在推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电梯加装等具体工作中，多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一枝一叶总关情”成为敬民亲民、爱民惠民的生动实践和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