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因种种关系，使我不能公开的批评，报告中央就叫站在团体外说话吗?”

“信中有许多意气话、惊叹号，甚至说我拿一百元就跑了……是否属实，请同志们证明好了!”

1926年4月15日，山城重庆，一场民主生活会严肃地进行着。

会上，两位重庆党、团领导人开门见山，指出了对方的种种不是。

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他们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隔阂?结果怎样?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记录在一份档案里。

3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在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的办公室里，看到了这份弥足珍贵的档案资料。

事出有因

一封写给党中央的信

这是重庆党组织历史上第一份原汁原味的民主生活会记录，全文1万多字，毛笔书写，字迹飘逸俊秀，详细记录了1926年4月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两个领导集体联合召开的民主生活会情况。

1926年4月，杨闇公组织重庆党团有关负责人召开民主生活会记录。(周勇供图)

“它是我们党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的生动写照。”周勇说。

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这还得从一封信讲起。

1925年12月，在重庆的中共党员杨洵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重庆党、团组织存在若干问题，包括“指导非人，同志无理论上的训练，团体个人化，行动浅薄而浮嚣”“乱闹学潮”等，甚至还指责了重庆的部分同志和工作。

当时杨洵33岁，是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入党的“老党员”，曾出席过旅欧共青团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7月，杨洵按照党中央的安排返回重庆，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工作。

然而不到半年，他却感到种种不适:重庆团组织领导人童庸生个性较强，自己关心刊登中法大学招生广告的事情，童庸生居然有怀疑之意;童庸生还一再插手中法大学教职员事务，有“捣乱”之嫌;除童庸生外，团地委其他同志也常常不采纳自己的意见，又要求自己不能只关心中法大学事务……如此种种，让杨洵如鲠在喉，于是他给党中央写了这封信。

接到来信，党中央对杨洵所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适逢杨闇公、童庸生结束了在广州的会议来到上海，党中央即与杨闇公、童庸生二人谈话，了解相关问题。

四川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吴玉章(左一)、杨闇公(右一)、童庸生(左二)。记者 郑宇 翻拍

从党中央领导口中得知内部团结出了问题，受到了“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的严肃批评，杨闇公、童庸生尴尬不已。

身处斗争险境，肩负革命重任，内部的分裂很可能导致党、团组织工作难以开展。此前的类似教训告诉他们，如果矛盾得不到解决，就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中央决定，让杨闇公、童庸生回去后，召开一次会议，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团结一致向前进。

开门见山

杨、童两人分别陈述事由

回到重庆以后，在深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1926年4月15日，杨闇公主持召开了这次民主生活会。

出席会议的有矛盾双方的童庸生、杨洵;还有冉钧、刘成辉、喻凌翔、程秉渊、张昔仇、李嘉仲、吴鸿逊。会议由吴鸿逊记录。

“其实，杨闇公与童庸生、杨洵都有深厚的革命友谊。”周勇解释，童庸生是四川早期的党员之一，是成都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杨洵留法归来，是老党员。正因如此，杨闇公认为更需要讲党性、讲原则、讲大局、讲纪律。

会议一开始，杨闇公便开宗明义地提出，开会是党团中央的要求，要直截了当，严肃认真，“我们仅可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各位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妨碍团体工作的进行。”

之后，杨洵和童庸生分别陈述事由。

杨洵从与童庸生的隔阂说起，一共十条，历数童庸生的种种不是，称“今夜所有的话都挑出来了”。

他称，与童庸生隔阂的起点是团组织决定学校(指中法学校)要登广告，“而隔了一天多，还不见登出，故写信去问庸生，因他在负责办理此事。庸生回信极长，大意说:我不愿与之合作……叫我多读唯物史观，故我心内很不了然……”

此外，杨洵还谈到了“撤销贩卖部”等事情，同时对党中央批评自己“不工作，在团体外说话，以后要负一部分实际工作”，表示一时难以接受。

接下来，童庸生针对杨洵的十条意见，逐条陈述相关情况，仍然表现出对杨洵的不满和批评。

例如，童庸生指出，“当闇公和我要赴广东以前，地委曾决定书记由你代理，先对你说了三次你都不答应，后地委才决定净吾同志代理……请你任教育宣传委员，而你始终莫有出过一回席……”

互相批评

消除了二人的矛盾和心结

两人各执一端，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杨闇公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就两人的陈述发表意见，尤其是对事实的认定，或者作事实的补充，然后对二人做诚恳的批评。”周勇说。

于是，知晓情况的张昔仇、喻凌翔作了系统的发言，冉钧补充了若干事实。

杨闇公提醒与会同志:“现在还有补充的莫有?如莫有了请批评。”

刘成辉首先发言。他没有纠缠具体的事实，而是从党员所需要具备的素质出发，批评了童庸生态度不好，杨洵“有高等党员的气概”“不信任团体”等错误，让两人心服口服，“童、杨对刘同志批评接受”。

继而程秉渊从组织原则的角度，批评童庸生“有左倾幼稚病”;批评杨洵把对同志个人的意见上升为对组织的意见，“以至于生出许多误会来，全是不明了团体和个人关系而发生的。”“童、杨接受”。

接着，李嘉仲、张昔仇、喻凌翔、冉钧相继对二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二人均表示接受批评。由于批评注重政治，没有纠缠事实，入情入理，杨洵表示，“如能像今夜这样开会，说明则不致发生那些误会了。”

随后，杨闇公又要求两人互相批评。杨洵表示，“庸生同志平时态度不好，望改正。”童庸生表示，“(杨洵)小资产阶级心理太甚，个性太强”，“并有选择工作的毛病”，“以后希望注意改正”。

杨闇公主持会议时，始终不偏不倚，从未打断任何一人的发言。当所有人发言完毕，他客观总结了童、杨二人的缺点并进行批评，并严肃强调:“我们的团体是统一的，我们的同志时时刻刻都应维护团体的统一，不应因一点误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表现分裂的毛病。这是我们同志应该注意的。团体不是私人能把持的，绝不是个人化的，是要团体化的。”最后，他希望童、杨两人“以后共同努力奋斗，不再闹此资产阶级的意气”。

矛盾化解

四川地区一跃而成全国革命形势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

经历此次会议，童、杨二人化解了矛盾，放下了包袱。童庸生始终战斗在四川革命斗争的最前线，后于1930年牺牲;杨洵一直发挥理论功底深厚的特长，一边搞宣传，一边做统战工作，1949年12月7日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

“而经过这次批评会，四川党团组织更加团结、更富战斗力。四川地区一跃而成全国革命形势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周勇介绍，1926年9月，中共中央对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以史为鉴

仍有振聋发聩、直抵心灵的能量

“1926年4月15日举行的民主生活会的会议地点没有明确记载。但依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可能就在杨闇公的家里。”周勇说。

3月12日，记者从长江索道一旁的阶梯拾级而上，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了一幢古朴庄严的三层小楼。这里便是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杨闇公同志的旧居。因为正在闭馆修缮，记者未能进去参观。

周勇说:“这次会议堪称中共民主生活会的经典案例。”他解释，从这份民主生活会记录可以看出，党中央对解决重庆组织内部的矛盾有明确的指示;会前杨闇公对童、杨有谈话沟通;会中程序规范，发言充分，尊重事实，不纠缠枝节问题，而着重于党的原则和政治的高度，尤其是主持者公正严明，总结一针见血。

周勇告诉记者，“这份民主生活会记录是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时间最早、内容最为详细的、最原汁原味的党内民主生活会记录。”他是1991年在编纂杨闇公档案文献时第一次读到这份档案的。

“那时，我正在杨闇公的家乡潼南县委工作，那种‘赤裸裸’的批评给我当好县委副书记上了最为生动的一课，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直抵心灵的能量。”周勇说，重读这份记录，对我们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好各级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大有裨益。

来源:重庆日报